姜成玺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曾在文登率先实行联墩计酬的张皮村。
□本报记者 慈勤亮 颜潇/文 王晓/图
中等个，慈祥和蔼，平易近人……当记者在市区菊花顶中区姜成玺的家中见到他时，发现他与想像中的风云人物截然不同。说起离休后的生活，他风趣地说，自己现在的角色就是做好家中的“八大员”：养花员、炊事员、采购员、清扫员、保育员……与20多年前的豪气相比，现在的姜成玺表露更多的是一份恬淡与平和。但是当他回忆起28年前土地改革的往事时，其博学多思的言辞中，仍然闪现出睿智与魄力。
“张皮现象”一枝独秀
“这里的庄稼为什么能出苗？”1981年春，当姜成玺走到文登营公社张皮村时，欣喜地发现这里田地中的苞米、花生等都已经发出了绿油油的禾苗。
当时由于受连续几年干旱的影响，文登不少庄稼地里的庄稼苗都没有露头或出全。作为一县之长，姜成玺的心中十分焦虑。“再这么下去，今年秋天肯定又要欠收了。”为了解基层生产情况，姜成玺带着工作人员到农村调研。但一路走来，他却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虽然不少村庄都在组织人抗旱，但却没收到多少实效。“当时实行的还是大锅饭，干活大呼隆，农民大多出工不出力。”姜成玺说。
但有一天，当他带领机关干部到文登营公社张皮村检查时，却眼前一亮。他们惊喜地发现，张皮村的花生、玉米苗不仅出得非常好，而且村民的积极性也很高。地里干活的张皮村民大多是夫妇齐上阵，地头上摆满了水盆、水缸等，男的挑水，女的浇苗，没有一个闲着的。
为什么张皮村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姜成玺于是派人找到了张皮大队支书孙佑春。见到姜成玺，孙佑春说：“姜书记，给你实话实说了吧，我在家里偷偷搞承包。”孙佑春介绍，他们村暗地里搞起了联墩计酬责任制，效果非常明显，大家都把队上的活当作自己的干。
孙佑春告诉姜成玺，这种方法就是将田间管理承包到个人，按照出苗率和最终的收成计算工分。到出苗时数墩，而苞米、地瓜则数苗，出苗率在90%以上就是满工分。到秋收时按照原定的产量来计算工分，超产有奖，完不成的则予以扣罚。
张皮偷偷搞起“联墩计酬”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各地不同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风潮云涌。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聚集在村里的一间屋里，写下了一纸后来闻名全国的契约。这个惊天动地的契约也成为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端的宣言。
而在胶东，在文登县文登营公社的张皮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另一种承包形式也开始萌芽。这个萌芽则源于村支书孙佑春一次到东北“发”木材的经历。
1979年，因村里集中建房欠下一笔债务，而村集体又没有什么积累，为尽快偿还债务，孙佑春决定到东北“发”一批木材回来换点钱。孙佑春七拐八拐地找到了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搞到了木材指标，在与这些部门领导的交谈中，他了解到农村经济形势好像已经开始允许有所变化了。
拿到指标后，他坐火车前往东北。在火车上，孙佑春看到了一张报纸，“报纸上报道的好象是那里的农村已经开始在搞土地承包责任制。”孙佑春说，具体的内容和地点他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在内心里感觉到农村土地经营的模式可以有新的突破了。
1979年底，“发”木头回来的孙佑春带领村民偷偷搞起了联墩计酬，将土地田间管理承包到了个人。
“不搞不行啊，那时出工不出力的现象非常严重。”孙佑春说，“虽然村里管得紧，但不能把着每个人的手干，有的人就是没有积极性，能少干一点就少干一点。”那时，张皮村的劳动力仅有五六角钱，最好的时候也不足1元。
孙佑春说，当他在村民大会上宣布要实行责任制时，大伙都非常赞同，联墩计酬很快在张皮村推行下去。
开始联墩计酬的张皮人的积极性爆发了。在春旱年头，家家户户齐上阵，挑水的挑水，浇地的浇地，而张皮村的春苗也迎着春风绽发在田野里。
文登推广“张皮经验”
“这个方法好，能出苗。”听了孙佑春的介绍，姜成玺很受启发。回到县里，他又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决定在全县推广张皮经验。
“不这样搞，苗就出不来了。”几天后，姜成玺召集县、公社有关部门干部及各大队书记，在张皮村召开了现场会。
但是有的大队书记在现场看到张皮村大人孩子都扑在田里的情景，却不以为然，还带着讽刺的口吻说：“真得单干？”
“我一听就火了。天天说，发动男女老少齐上阵，但怎么发动？现在人家是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你们又说怪话，愿学就学，不强迫。”姜成玺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十分激动。这次动员会开过后，全县就开始行动起来，879个大队有287个当年就推广开了“张皮经验”。
对于当时的决策，姜成玺说，那时是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对于如何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大家心里都没有底，而张皮村有现成的经验，就应当推广。
后来，姜成玺见人就宣传联墩计酬，并经常带人前去参观。
1981年12月，文登县农村工作会议秘书组编印的《典型材料汇编》中清楚地记录了当年联墩计酬给张皮人带来的变化。文登市档案局收存的一份《大旱之年创高产 联产到劳得奖多》的文字材料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张皮大队的王积新爷俩当年承包了25亩责任田，其中21亩花生收了4400公斤，超产535公斤。粮油双增产，得超产奖1000元。村民都说王积新发了个“联产财”。
烟台地委“泼了冷水”
虽然联墩计酬带来的效果明显，但文登一些大队书记思想上仍然转不过弯来。有的人甚至在私下里说：“这样下去非退到旧社会不可。”除此之外，推行联墩计酬最大的压力则来自上级。当时对是否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上到下都有不同的声音，而中央也没有明确表态要在全国推广。
令姜成玺始料不及的是，当文登推广联墩计酬的做法传到烟台地委时，却被泼了一盆冷水：烟台地委的主要负责人说，烟台地区是先进地区，不能和落后地区一样搞包产到户。
这个说法缘于1980年9月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三靠’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支持群众的要求……”
随后，烟台地委派调查组到文登进行调查，并专门召开了一次由副县长和县委常委以上干部参加的电话会议。烟台地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激动地说：“有的人私自在搞什么联墩计酬，还搞什么试点，这是在搞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单干，我们烟台地区不能搞这个！”
“当时的口气听起来非常严厉，大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的文登县副县长王金田也参加了这次电话会议，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一纸“御状”告出“满园春色”
姜成玺的心中更不是个滋味。
事实证明联墩计酬是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为什么还会挨批呢？继续搞下去是“抗上”，不仅违反组织原则，还有可能丢掉“乌纱帽”。可如果不搞，地里的庄稼怎么办？退回去再吃大锅饭，怎么跟老百姓交代？姜成玺陷入了苦闷中。
思来想去，姜成玺准备找烟台地委“解释解释”。有人劝他说，既然已经开大会公开批评了，解释可能起不了太大作用。后来，姜成玺决定“豁”出去了，将文登的做法和遇到的困惑向省委领导反映。碰巧当时省委书记到中央开会了，于是他决定直接向中央反映情况。
“地里的庄稼苗还在发芽呢！”姜成玺来不及多想，立即给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写了封署名信，并把文登的做法和自己的困惑做了汇报。
接到姜成玺的来信后，中央调查组很快进驻文登。
“经过调查，中央肯定了文登的做法，并把文登经验刊发在一份好像叫 《大参考》的内部刊物上。”姜成玺回忆说。
有了中央的肯定，烟台地委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与姜成玺“约定”：等秋后算账再看对错。
实际上，联产承包当时在全国上下都有争议。虽然中央“75号文件”里已经指出“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因而并不可怕。”但是，文件并没有具体提出包产到户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因而并没有完全打破一些干部群众心目中包产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
1981年的秋收，格外吸引人们的目光。
在当年12月份召开的文登农村工作会议上，一份交流材料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材料中说：初村公社东南街大队与西北街大队房连脊、地连边，两大队的土地条件基本相同。前两年，由于西北街大队在经营管理上搞得比较好，1979年和1980年连续两年都超过东南街，两年社员人均集体分配都比东南街超出10元多。1981年，东南街大队实行了联产到劳责任制，而西北街大队则沿袭老做法。结果，西北街集体收入没有完成原定的计划，社员人均分配只有206元。东南街当年社员人均分配达到了236元，比上一年增长了54元。
这份材料的题目也颇耐人寻味：《两种责任制 一年见高低》。
“当年秋收，烟台16个县区，花生增收约1亿斤，文登一个县就增收6000万斤。”岁月的流逝并没有使姜成玺忘却往事，反而更加清晰，他没有“打哏”地流利说出了当年这串令他引以为豪的数字。
“责任制、大沟麦，谁认谁得，谁推行，谁受益。”1982年初新调任的烟台地委书记对文登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开始在烟台地区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了联墩计酬的成功经验，文登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自然走在了烟台的最前面。”令姜成玺至今仍感自豪的是，文登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烟台地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进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