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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说： “过去20年是海南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
文昌市宝芳美柳村的村民邢福浩这天有事去了海口，他家门口就是一个村里的小卖部，几个半大孩子在小卖部外的吊床上玩耍。邢，是这个村里的大姓，村里的子弟，如果能够考上文昌市最好的中学，邢福浩都会自掏腰包来资助或者奖励。这个规矩被刷在邢家的外墙上，和许多格言、警句一起，让人过目难忘。
百年树人，教育为本。看来文昌人深谙这个道理。只有走出去的人多了，才会为家乡带来新的内容。尽管这么多年，美柳村的村民们住着相同结构的祖屋，房梁上依然严格按照祖制供奉着祖先的牌位，但是在生活层面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建筑的用材、明亮整洁的厨房、现代化的卫生间，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处，都透着从外面的世界刮来的新风。
当然，这些年来，不仅是美柳村，整个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黄堃华是海南省最早干上导游这一行的人。在他的回忆里，海南的变化天翻地覆。建省之初，所谓的“环岛游”不过10个景点，游客也少。“那时常见的情景是，一个导游、一个司机，陪一个游客环岛游。一般我们去黎苗村第二次，村民们就会认识我们了。”黄堃华说，一方面是当时村民们鲜少见到外国人，另一方面是导游也少，他所在的国旅当时的导游“不足20个”。亚龙湾如今声名显赫，林立的酒店每天都会被潮水般的游客覆盖，然而20年前是怎样一幅景象呢？黄堃华描述道，“那时亚龙湾还是一个小渔村，只有极少数的渔民在海边生活、捕鱼，可用‘人迹罕至’形容，野花、仙人掌在沙滩上蔓延。”
在万宁市委工作的陈循静，是根红苗正的海南“土著”。她说，“记得小时候，海南人总觉得是个与大陆隔绝的海岛，出岛不方便不用说，即使在岛内，交通也不方便，那时从万宁去海口，需要大半天的时间，道路也很颠簸，很难走；现在走高速路，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到了。”在提速之外，现在海南大力推行公路生态建设，“人在画中游，车在景中行”，此言不虚。
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在4月13日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20年是海南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这位海南省的当家人接下来用数字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全省生产总值从1987年的57.28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229.6亿元，年均增长11.4％；地方财政收入从2.96亿元增加到152.42亿元，年均增长21.8％；人均生产总值由925元提高到14631元，年均增长9.7％……”
卫留成，2003年以中海油CEO的资历调任海南。此前15年间，海南岛已经先后迎来10位书记、省长。卫留成一到来，便宣称不搞“一个将军一个令”，要在前任们的实践基础上继续创新，而更重要的是，他要“将大型跨国企业的管理经验融合地方政府运作，尝试打造一个廉洁高效政府”。
无疑，这是希望在政策的连续性和创造性之间取得一种高效率的平衡。
纵观20年发展，在政治体制改革等其它方面，海南的确也不乏建树：率先在全国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和“大部门”体制，是全国唯一实行省直管县行政管理体制的省份，在燃油附加费改革和物价改革等许多方面先行先试，起到了一定的试验、示范作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和洋浦保税港区，实施落地签证、免签证、航权开放等政策，成功推动博鳌亚洲论坛落户海南，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格局。这都是继承与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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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海” 谁不爱自己的家？ 谁愿意浪迹天涯？ 只因为走自己的路， 只因为种子要发芽…… |
20年前的这一天，在北京开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就在一年前，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这位伟人还说：“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通过决议的当天，海南原所属的广东代表团为海南团的代表们设宴“送行”，学者迟福林回忆说：“真是心情激动，但是更多的还是复杂；那天还喝了不少酒。”
现在，担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的迟福林将自己20年来关于海南改革发展的重要论文集成了一本书，书名题为《痴心热土》。在序言里，他说，这个书名“虽然少了点学术味，却有很鲜明的情感色彩。这20年，正是这份情感，支撑着我对海南研究的热情和执著。”
1987年12月，迟福林从北京来到了海南，在此前后，还有更多的青年才俊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片郁郁葱葱的“热土”，其中就有现在的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的院长廖逊。这位当时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年轻学者在阅读了500多本书之后，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并设想在中国某个发达地区搞一个实践。他没有想到，历史给他的机会来得如此之快，只是“发达地区”变成了亟待开发的海南。
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海南成了想干一番事业或者向往自由的人们心中的圣地，十万人才下海南，美丽的海南成了真正的“天涯海角”。迟福林开玩笑说，“那个时代，连离了婚的人都愿意跑到海南来，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条条框框。”
那时，来到海南创业的人都听过一首吉他弹唱：
“谁不爱自己的家？
谁愿意浪迹天涯？
只因为走自己的路，
只因为种子要发芽……”
这首歌的歌名叫《海南梦》，作者李德成。20年前，这曾经是一首让人热血澎湃的歌，其手抄版本被人油印到处散发。在几千人听李德成连唱了７遍《海南梦》之后，这首歌自然也成为人们心中对“十万人才下海南”时代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们把那些从祖国各地来到海南的人们称为“闯海人”，并将李德成的这首歌看作对他们的礼赞。
《天涯》是海南岛最著名的文学杂志，在国内也很有影响。主编李少君把自己在1994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题为《岛》。这位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南下海南，他回忆说，当列车过了柳州之后，车厢里剩下的，便几乎全是“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年轻人”了，都是些要去“闯海”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大概都记得海口人民公园门口的招聘栏，那就是当年著名的“人才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些“闯海人”的到来，把“新风”带到了海南岛。同时，海南岛的椰风海韵，也给了人们诗人般的情怀。
李少君说他难忘自己的亚龙湾之行，那里的蓝天碧海、椰林树影深深打动了他。
其实，即使三亚这座城市，起初也不过只是一个小小渔港，城区面积不过4平方公里，但是20年后，这里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城市。2007年12月14日，三亚迎来了第500万个游客，境外游客突破50万，相当于每一个三亚人接待过一个外国游客。现在，这座城市正准备迎接北京奥运圣火在国内的首传。
像三亚这种起于微末的小地方，在海南还有不少，比如博鳌，这个琼海的小镇数年前不过是一条不足百米的街道，如今已经是亚洲最为活跃的高层对话平台。
这些小地方的崛起，大概是当初“闯海人”们心目中要完成的奇迹和梦想。
不过，无论是迟福林、廖逊，还是李少君，每个“闯海人”大概都经历了一段非常孤独、非常彷徨无着的时期。历史已经记载下，这20年间海南岛经历的潮起潮落，正和这些“闯海人”的心绪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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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既了解成就，也分析挫折，海南岛“什么时候‘特’字突出了，发展就快”。 |
时间是匀速向前；而历史往往是曲折发展。
“当年光着膀子在没有空调的房子里写稿改稿”的迟福林，如今自称已经是个“半大老头儿”，他见证了海南的高速发展、继而低潮、继而恢复发展势头的历史。
在海口市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办公室里，迟福林为来访者谈起了历史。在他看来，海南特区的20年史，大致可以划分为4段：
“1988年到1994年，这是海南的快速发展期，这个时期，海南的基数很小，在改革开放巨大动力的带动下，高速发展，记得有一年，我们的增速达到了40%多；1995年到1997年，这是20年里的低潮，泡沫经济的问题暴露出来，又赶上了亚洲金融危机，那几年在全国一排队，都成倒数了；1998年到2002年，这个期间应该说是恢复期，我们保持了八九个点的增长率；从2003年到现在，平均增长率是11.6％，这是一个较快的增长了。”
人们已经习惯使用“驶上快车道”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如今的海南。但是，真正“痴心热土”的人们，总是会在历史的低谷中去寻找经验和教训。
洋浦开发区管委会的秘书长滕利贵，1993年从大连来到洋浦，经历了洋浦的潮起潮落。
199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并赋予其更为优惠的政策。“洋浦开发区一开始要建立的是工业开发区，主要利用的是南海油气资源，通过开发洋浦带动海南。中央还是把洋浦作为一个重点的。简单地说，海南的重点是洋浦，洋浦的重点是工业。”滕利贵回忆说。
滕利贵来到之际，正是洋浦土地“金贵”的时代。当时，香港的熊谷组操盘洋浦开发，上来便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他们的摊子铺得很大，当时我们普遍感觉到一个高潮来了，买地的人很多。当时的人都很乐观，觉得虽然现在洋浦是满地仙人掌，但是很快就是第二个香港了。”滕利贵说。
“当时，全国各地的很多老板都来到洋浦，一包一包地带着钱，晚上睡觉时就枕着钱睡，”洋浦管委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
不过，在短暂的发展期后不久，洋浦就被卷入海南房地产泡沫，再加上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洋浦开发走入了低谷，就此陷入沉寂。“两幢寂寞的高楼，大片荒芜的土地，懒懒散散的羊群定格在记忆中。”1997年，曾有一批记者赴洋浦采访，他们这样描述当时的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正在晒太阳。”
“现在看来，我们为什么经历挫折？这个开发主体、香港熊谷组的主导思想和开发模式，的确是和中央的想法不太一致。”滕利贵说。
1999年，海南省重新思考洋浦问题，重申以工业化带动洋浦发展的思路。这个调整被认为是决定性的。
2000年，针对洋浦“久开不发”的状况，海南省政府上报中央，经国务院批准，洋浦土地开发模式由外商主导开发转为政府主导开发，“政府对于招商项目的选择、土地的开发利用，会按照洋浦长远的发展规划来做，而不会着眼于短期效应，或者靠出让土地来赚钱”，一位学者如是分析。
“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再造洋浦”的工作以这样的方式推进。洋浦似乎要重新“活泛”起来。
“洋浦的工业产值，从2003年之后，有一个极大的提升：2005年，将近40个亿；2007年是420个亿。总算是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工业拉动’的设想。”滕利贵说。现在，人们对洋浦的认识是：“海南省千分之一的土地，接近50%的工业产值。”
不过，即使如此，这位准备退休后“潜心问学”的老者，依然保持了清醒，“中小项目不断来，不断走，洋浦远离核心城市，基础设施不够好；远离市场，配套能力比较差。去年，我们成为全国第四个保税港区，这是个巨大的机遇。我们投入了100个亿。目前资金不是问题。”
洋浦的问题和整个海南特区的问题，当然还是存在不少差异的。但是，其间的相似、相同之处，也不难看出。迟福林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访者，都把海南的发展归结在一个“特”字上，“什么时候‘特’字突出了，发展就快”。
迟福林用一个一个问号，在历史反思和未来构想的交织中，追寻他所说的“特”――
海南如何走出不一样的发展道路？如何在东南亚合作中扮演特殊的角色？如何在南海开发中认识海南的特殊位置？如何突出“绿”字，打好“绿色牌”？如何走出一些新型工业的路子？如何从陆地走向海洋，走向海洋产业？
还有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优越的生态环境？众所周知，20年来海南的发展风起云涌，却始终保持了蓝天白云，椰风海韵，如果说“特”产，这是海南一笔最大的财产；如果说“特”色，这是海南最大的一抹亮色。
对海南岛来说，这个“特”字，的确充满了内涵，它可以是一句话、一本书、一步棋乃至是一个地区、一群人的悠悠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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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 做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 |
我们很容易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上看到，当年的“闯海人”中，有人已经在提议成立一个“闯海节”，而这个节日也许会赋予4月13日一个新的定义。这个纯粹来自民间的号召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阔别海南多年，今年春节后，李德成重返海南，他的吉他声再次响起，《海南梦》依旧。
其实，自今年春节以来，海南民间纪念建省20周年的活动就已经接连不断。“归来吧，当年的闯海人”，一句简单的呼唤，便已经足以让人热泪盈眶。
卫留成当然看到了这一切。他的反应是：明确表示，海南建省20周年庆典，要办成全省人民的活动，群众广泛参加的活动，决不能办成个别机关、少数领导干部的活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对理想的致敬，也是一次重新凝聚起建设力量的契机。
2008年初，海南第五届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海南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对未来的构想正逐渐转化为海南上上下下的共识。
“作为全国惟一全省性的经济特区，海南有责任也有条件先行先试，成为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卫留成说，“争取通过10年到15年的努力，以洋浦保税港区为起点，逐步在海南建成自由贸易区；实行更加开放的旅游政策，把海南建成国际旅游岛；坚持生态立省、环境优先原则，把海南建成生态文明示范省；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海南成为我国最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成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示范区。”
这种构想的实现，无论如何，需要新时代的“闯海人”和“闯海精神”。
人才、意识，的确已经成为海南发展的关键所在。
新时代的海南，需要在全球化的格局中思考自己的定位，寻求发展之路。更为宽广的国际化的视野和思维，也便成为一种现实而又迫切的必需。与国际资本多有交锋、善以国际规则办事的卫留成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在他的规划里，5年内，要在处级以上官员中培训100个MBA、50个EMPA，今年一月初，已有23名海南官员前往美国犹他大学攻读。
“创业的一颗雄心，伴着椰子树长大，我们誓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海南岛一样开发。”
在庆祝的时候，李德成再次唱起这首歌，新老海南人共同期待的，是下一个辉煌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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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琼海海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