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通信手段几乎就是写信。我和一舍友分别后就开始鸿雁往来。我们每周都用文字书写着少年的喜怒哀乐和学生生活，其实也就是些成绩的高低和对环境人物的各种品评。当然自己也用书信向家里表达着需求和问候。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电话开始走进我的生活。记得我们单位，只有主任办公室有程控电话。电话旁是一个似表状标着数字的圆盘，圆盘的周围是手指可以放进的孔。用手指转动表示数字的孔，就可以打通你要找的人的电话。当时感觉电话好神秘。

　　每个急需用电话的人小心翼翼地走进办公室，带着虔诚卑微的笑容借用电话。完毕后自然要千恩万谢，无论是对电话还是电话旁的主任。

　　记得一次，我在老家，恰好碰到一外地同学求助打电话，我领他跑进大队办公室用手指不厌其烦地转动那数字盘，可那东西就是不通电波和情理。看着同学那落魄的神情，我心里曾经那么强烈地期望：要有一部私人电话该多好。

　　后来听说，同事老刘安装了家庭私人电话，因为她心脏不好，且独居家中。两千多元的安装费用当然是近半年的工资。

　　1995年我结婚了，结婚前与爱人的交往几乎只有信件。我们在两地，鸿雁传书。可结婚了，自然要宴请亲朋。我这边已经定好了宴请的日期、人数、席位。可一周的信件不见一点回音，只好去邮局给他打电话，他单位电话不通。给他发电报，也毫无音信。

　　第二天，电话仍不通。我继续发电报，可依然音信皆无。

　　第三天，也就是宴请亲朋的前一天，电话依然不通。我继续发电报。我把自己燃着的焦虑和就要着火的期盼电报给异地的他。可电报依然石沉大海。

　　我不能再等。我没法再等。一切已如箭在弦。

　　我焦虑万分。宴请会上如果新郎不照面，那该是怎样的尴尬？小姐妹阿鲁安慰我：没事，万一他不来，我来陪你倒喜酒。

　　他终究没有来。心再有灵犀，信息接不通也枉然。可喜筵不得不按计划继续。因为我没法重新通知已经请假光临的亲友团。

　　我作为新娘，在小姐妹阿鲁的陪伴下，强颜欢笑，一桌桌地敬酒。心揣千万个落寞，怀抱万千个委屈，行走在信息隔绝的时空里。

　　婚宴几近尾声，他匆匆赶来，满脸的汗水，满身的尘埃。急匆的步伐掩不住疲惫，落寞的神情表不尽抱歉。而就要接近尾声的婚宴，这时才有了笑声和喜庆的气氛。小姐妹们和同事才敢放松了，开着我们善意的玩笑。

　　后来得知，前一天黄昏，他是三封电报一块接到的。

　　信息的隔绝，让我曾经是婚宴上孤独的新娘。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电话安装不再那么贵，几百元就可以的时候，我自己家安装了电话。感觉真的好方便。

　　2001年，我外出打工，发现许多同事有了手机。手机好大，好神气，好便捷。于是花了几千元，我也添置了一部手机。世界一下子变小了。在每天的问候和表达里，距离不再是问题。

　　一个同事告诉我：“有摄像镜头的手机真好。我在公安局的妹夫说，他们每个人都配备这样的手机，要几万元呢。照片可以随时拍照和发送，特别有利于擒拿罪犯。”慢慢地，我的手机也换了几部，外观越来越漂亮，功能越来越完善。我交往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因为手机已经很普遍。

　　2003年，我有了笔记本电脑。从此就可以发电子邮件，上网购物、通信。侄子出国在外，我们可以随时在电脑上交流，边聊天，边感受着感激着感恩着信息时代的服务。

　　我期待着下一个改革开放30年通信科技的明天！我想，那时一定会更好！（碧玉）

责任编辑：张文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