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开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罗开富向记者展示老区人民送的草鞋。

　　首席记者 姚爱妮/文 王茂忠/图

　　核心提示

　　他是继红军之后第一位徒步走完长征原路全程的新闻记者。

　　长征路上，他平均每天走37.5公里，历时1年零3天，写下300多篇感人至深的《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

　　他的《红军长征追踪》一书已与《西行漫记》、《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同被一些著名大学作为新闻专业课程的必读书。他就是罗开富。

　　不久前，全国政协委员、原《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罗开富来威。作为继红军之后第一位徒步走完长征原路全程的新闻记者，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当天，在合庆饭店会议室，当记者正思索着如何向这位老记者、老前辈问好时，一位穿着中山装、带着眼镜、脸部棱角分明的长者大步走了进来，未等记者开口，便朗声说道：“咱们都是同行，来，快坐下喝点水。”一切是那么自然，就像是与熟稔的老朋友相遇。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我们开始了交谈。

　　“必须走原路，即使山下或山上有了公路也要走红军走过的原路”

　　1978年，时为《铁道兵报》编辑、记者的罗开富被调至《财贸战线报》驻云南记者站。1983年1月1日，《中国财贸报》更名为《经济日报》。随后，报社在北京召开全国记者会。罗开富提出：《经济日报》的记者应该到艰苦的地方深入采访，了解边远地区的经济局势，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一是可以走丝绸之路，二是可以走红军长征路。

　　1984年夏天，罗开富再次打报告给社领导，要求重走长征路。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安岗批准了报告，并提出重走长征路的“六个必须”：

　　一是全程每一公尺都必须是走路，并要有向导签字以示证明，绝不弄虚作假；二是必须按50年前红军主力出发的同一时间，每天走的路程和宿营地，都要和当年红军同一天的行程和驻地一致；三是必须走原路，即使山下或山上有了公路也要走红军走过的原路，该爬崖时爬崖，该涉水时涉水；四是必须每天写一篇文章并保证见报，找不到乡邮电所，也要设法找电话发稿；五是学习红军要来真的，小伤小痛克服，大伤大病坚持，如实在不行了，就近就医再接着走，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设法走完春夏秋冬，并在1985年10月19日走完全程；六是在中央主力红军因战事休整的路段里，特别是在雪山草地的腹心沼泽地，徒步采访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路线并作出报道。

　　“如果我真的不行了，希望接替我的人能背着我的骨灰走进吴起镇”

　　1984年10月16日傍晚，江西于都。50年前红军出发的同一时刻，42岁的罗开富开始了徒步采访的第一步。按照“六个必须”的要求，他每天平均得走37.5公里。

　　“1935年1月7日夜里两点，红军打开了遵义城门。50年后的1985年1月7日我也必须在同一个时辰进城门。在提前到达城门口的1个小时58分的大雨天气中，我脱下雨衣用棍子一撑当帐篷，搬来砖头垒起了‘办公桌’，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下写完稿件，用明码电报发回北京。”

　　这仅仅是罗开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一个片段。

　　在一年零三天的征途中，罗开富白天赶路，夜里写稿，经历春夏秋冬，发稿300多篇，行程整整两万五千里。

　　走到泸定桥时，他的黄疸型肝炎复发，靠注射葡萄糖维持体力，全身发黄，浑身发软，体重从74公斤降到49公斤。更糟糕的是，六个多月前在贵州黎平高洋雪山上摔折的左腿又发炎了。此时的罗开富仍然不肯放弃，一路上只好靠着向导和拐棍架着走。特地赶来看望他的杨成武将军夫妇及安岗总编辑见他瘦得像个稻草人，都劝他“赶快休息，治疗要紧”。他含着眼泪请求：“让我再坚持几天，实在不行了再换人。如果我真的不行了，希望接替我的人能背着我的骨灰走进吴起镇，也证明中国记者的一份骨气啊!”

　　“当地百姓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买了被面剪成条条请我剪彩”

　　1985年2月3日，罗开富走到贵州习水县的醒觉村，这里是红军二渡赤水靠近太平渡的地方。只见几位老人跪在赤水河边。原来事先得知北京一位记者前来重走长征路，当地百姓专门等在这里要向他反映情况。其中68岁的赖名成怕罗开富听不懂当地话，就在他的记录本上写了如下一段文字：“50年前，毛主席带领红军过赤水有浮桥，50年过去了，现在什么桥也没有了。老百姓要过河，年年淹死人，盼望早日修一座长红桥。”

　　经过一番深入采访后，罗开富把赖名成写的话及实地调查情况写成《毛主席过赤水后，五十年后河上还没有桥，年年淹死人》一稿。稿件见报后，很快引起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云、贵、川三省的高度重视。不久几个渡口就都建起了桥。

　　谈到这里，罗开富为记者讲了一段他在北京的办公室为赤水河上的长红桥剪彩的故事。原来，赤水河上的长红桥造好之后，当地的老乡们发现前来剪彩的来宾中没有罗开富，大家就专程来到位于北京的经济日报社。在罗开富的办公室，大家拿出专门买的一床被面，剪成条条，请罗开富亲自为长红桥建成剪彩。老乡们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罗开富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长征路上，罗开富发表的文章有近三分之一是批评性稿件，如《打人升官，法制何在》、《老红军伴记者，重走长征路；五里路五十年，坎坷无人修》等，促进了当地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

　　“红军和共产党就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咱们老百姓的好人”

　　一路走来，令罗开富难忘的，还有当地百姓对红军的思念及对党的爱戴。

　　1984年11月7日，沿着红军的足迹，罗开富来到了湖南省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遇到了84岁的徐解秀大娘。徐解秀大娘为他讲述了一个50年前的真实故事———1934年11月，三位追赶大部队的红军姑娘经过沙洲村，临走时把随身携带的一条被子剪成了两半，半条留给了徐解秀一家，并说等革命胜利后再来看望他们。当天，徐解秀的丈夫去送三位红军姑娘下山，结果一去不复返。徐解秀一直坚信丈夫终有一天会回来，三位红军姑娘也会像她们所说的再回到这里。当罗开富来到沙洲村，徐解秀大娘就请他代为寻找三位红军姑娘。

　　《经济日报》立即刊登了寻找三位红军姑娘的消息。可是，没有盼来人们希望的结果。

　　1991年腊月，当罗开富再次赶到沙洲村看望徐解秀时，老人已在三天前去世。她的孙子告诉罗开富，奶奶临终前仍挂念着三位女红军和丈夫，还嘱咐他们要永远记着红军，听共产党的话。老人对后代们说：“什么叫红军和共产党？红军和共产党就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来给咱们老百姓的好人。”

　　即将结束采访时，罗开富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艰难险阻、战胜敌人的英雄壮举，是无数红军烈士用鲜血书写的历史。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注脚和宝贵财富。我们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同70多年前的长征一样，前进的道路上肯定会面临重重困难，但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就能开创新的伟大事业。

责任编辑：张文琪